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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个中的原因，说到底就是皇权与相权纷争引起。因为相权的存在，天然限制了皇权的唯我独尊。而一个皇帝想要唯我独尊，那么他最可以信任的人，无疑就是身边的宦官。

    至此，宦官集团就成了皇帝手中制约相权的一把利刃。等到宦官集团做大、皇帝暗弱时，宦官集团就成了依附在皇权身上的一颗毒瘤。

    他们可以轻易地控制皇帝起居，隔绝内外，擅自下诏，甚至还曾发生过废立皇帝的事情。所以大宋立国之后，最忌讳的两件事就是：武人擅权、宦官专权。

    大宋的太祖皇帝，就要吸取前朝教训，规定内侍宦官的官阶不得超过供奉官。真宗时，又限定宦官的官阶最多可迁为节度观察留后，不准迁为节度使。

    至赵佶时，因为童贯军功显赫，这才开始突破“止法”，竟然多人晋升节度使，甚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如童贯就累迁为武康军节度使，又除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广阳郡王。

    内侍梁师成也能官拜节度使、太尉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一度被人戏称“隐相”。此外内侍杨戬拜彰化军节度使，迁检校太傅，死后还追赠了太师、吴国公。

    但是有宋一代的宦官，依然未能对皇权构成威胁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大宋朝廷对宦官建立了一套监督制约机制，并使之不断运转，发挥效能。

    宋初太祖、太宗皇帝对宦官的约束和限制，后来就成为“祖宗之法”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被大宋历代皇帝遵行，并且编入了法典。

    所以大宋君臣间在内侍宦官问题上，也大多能够起到互相监督，互相牵制的作用。

    手里没有了生杀之权，宦官特有的身份就显得格外卑贱，不被士大夫正眼想看。何况还有祖宗之法的制度，宦官们也就失去与朝臣、藩镇结援的机会。

    别看童贯、梁师成等人得意时如何嚣张跋扈，可以肆意左右朝廷国策。但就算他们，也只需官家的一纸诏书就能轻易了结去性命。

    大宋的宦官，也许可以像李宪、童贯那样在边关建功立业，或者像梁师成那样弄权？但是他们，绝大多数人也都很忠心地他们侍奉的皇帝。

    所以对于大宋的宦官而言，忠心官家早已成了天经地义之事。储宏自然不能例外，他一直都想做个忠心的宦官。奈何如今的官家，却不愿相信他的忠心。

    储宏憋了一肚子忠心，就想要找个机会禀告官家。如今这时局，已经一误再误了！汴京的城墙不足持也，海州的援军也不足期待。

    甚至金兀术的恐怖力量，更加不是汴京就能硬抗的！

    储宏到过海州，在羽山大学讲过课业，他太清楚海州实力的恐怖了。他也非常敏锐地发现，海州都护府的制度里，根本就没有赵宋官家的位置！

    海州有很多势力，其实更想要的是拥立之功。他们眼中的合法皇帝，也只能是安兆铭，而非他们从未见过的赵宋官家。

    而这些人，个个身份特殊，甚至还能在都护府的议会里提出法案，左右海州的国策方向！所以，指望海州军马过来勤王？无异缘木求鱼啊！

    换句话说，若是海州那边真想来勤王的话，他们也早就来了。甚至根本就不会出现蒙兀人围城的局面！

    储宏可听说过，西军口中最凶残的蒙兀人，在金兀术那里，也要乖得和小绵羊一般。但是金兀术最畏惧的人，却是海州的安兆铭，和他的海州军马。

    所以，哪怕海州过来一旅军马守御汴京，那些蒙兀人就要三思后行了。金兀术也绝不敢这样地长驱直入，肆虐河北。

    但是海州军马并没有过来，所以他们也就不会再来了。让蒙兀人或者金兀术们覆灭赵宋，非常符合海州某些人的利益，甚至是海州多数人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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