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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王顺应道:“回堂尊,卑职于嘉靖十九年中举,记名吏部;二十四年选官就任余姚主簿,二十七年迁升诸暨县丞

    “主簿不管钱粮诸事,县丞也做了两年了。我问你,每亩课征赋税几何?”

    王顺应道:“回堂尊,各地不等,以我诸暨而论,官田课征七斗五升;民田课征两斗。”

    孙嘉新又问道:“一亩桑田产丝折粮几何?”

    王顺怔住了。

    孙嘉新嘴角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:“是不知道还是算不过来?”

    诚如孙嘉新方才所言,王顺做了两年的县丞,遇有县令外出公干或因故不能理事,县里的事情就要由他来管,所以他大致知道该向百姓征收多少赋税。但要说到每亩桑田产丝折粮几何,他就算不过来了,只得呆在那里。

    孙嘉新说:“本县来告诉你吧,大熟大荒之年不论,以平年来算,诸暨全县拉平了,每亩两季产粮合计在一石五斗到一石六斗。产丝的收入比产粮高出三成,折粮便是一石九斗五升到两石又两升。”孙嘉新的口气骤然又变得严厉起来:“倘若如你所说,百姓能信服官府,踊跃将生丝售卖于织造局,那每亩多出的一石二斗有奇的差额,谁来找补给百姓?更遑论民田一亩差额更要高出一石七斗有奇。总不成让桑农拿着织造局开出的收丝凭据,去向本县其他粮户催要赋税?”

    “这——”王顺说不出话了。

    孙嘉新拱手向天一揖:“仁君爱民如子,于朝廷定议在江南诸省推行改稻为桑国策之初便颁下圣谕,所改桑田一律按农田起课征税,这是头一年;亦是织造局与丝商合办丝绸作坊头一回收购生丝。万民颂圣之声犹在,若是以收丝凭据冲抵赋税,难免令诸多桑农疑心朝廷要对桑田课以重赋,岂不有损朝廷威信,更玷污皇上千秋圣名?再者说来,桑农种桑养蚕缫丝,并不种粮,还要籴粮来吃,卖了生丝却拿不到现银,又该拿什么去籴粮来养活一家老小?”

    见王顺被自己驳得哑口无言,孙嘉新接着说道:“如此说来,织造局与布政使司衙门商议的办法于理不当于事不合,不能听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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